麦子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重视粮食生产是历朝列代的基本国策。麦子作为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自然也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至少从周代开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就开始了对麦作的关注。《礼记·月令》就有天子亲自祈麦实，劝种麦的记载，其他作物没有这样的记载，可见对麦的重视。西汉汉武帝时的政治家董仲舒就从孔子所修订的《春秋》中发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以此为依据，他请求汉武帝下令，在关中地区及时地赶种冬小麦，以后经过赵过和氾胜之等人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关中地区也因此获得了大丰收。
    经过汉代的大力推广，麦子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显著提高，麦子成为汉魏时期军事行动的导向。曹操在选择大本营和进攻目标时，都要考虑麦子的因素。曹操本人也非常重视麦子种植，当时正是战乱之时，麦田常被兵马所践踏。曹操下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于是当军队要通过麦田时，“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有一次曹操自己的马踏进了麦田，他以身作则，割发代刑。

小麦扬花

    为给天下人树立榜样，一些统治者还亲自试种，以增加对麦的了解。唐玄宗就亲自在皇家花园中种麦，并带着太子一起去收割，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想要太子们知稼穑之艰难，同时他自己也想对麦多有一些实际的了解。他说“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出于同样目的，宋仁宗也在后苑建宝政殿，专以种麦。上行下效，一些地方官也积极致力于劝民种麦，如唐韦丹在广西容州教种麦，宋黄震在抚州劝种麦等。
    为了发展小麦生产，历代政府主要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发放种子。由于许多地方先前没有种过麦子，因此，要发展麦子生产，必须首先解决种子问题。政府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将产麦区的种子调集过来，向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免费发放。二是出台免租税政策。农民利用水稻收获之后的稻田种植小麦，可以不交租税，收成全归己有。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稳定南方麦子种植起到重要的作用。

将要成熟的麦穗

    麦作为一种粮食作物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麦并没有被当作是一种主粮作物，而只是一种救荒作物。北方用于抗涝，南方用以抗旱。统治者只是在灾荒来临的时候，才会想到麦，平常的日子也可能就把麦子给忘了。由于麦不是一种常规作物，所以每当想起要种麦的时候，总是种子没有着落，所以每个朝代劝种麦时总是从提供种子着手。
    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人口南迁高潮：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次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一次是两宋之交；每次南迁都导致了麦子种植的发展。汉代以前江南无麦作，经过魏晋南北朝第一次人口南迁后，南方第一次出现了种麦的记载；六朝时期麦作发展速度相对较快，种植面积较大的地区，如建康（今江苏南京地区）、会稽（浙江绍兴地区），都是北方人的聚居的地区。中唐以后，南方许多州郡都有麦的记载，也与安史之乱以后的第二次人口南迁高潮在时间上吻合。两宋之交的情况也是同样。正是由于西北流寓之人遍满，才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黄油面包与咖啡和牛奶

    麦子在中国克服了重重障碍，在淘汰中国原有的一些本土粮食作物的同时，使自己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稳步上升，最终成为一谷之下，百谷之上的粮食作物，在北方更成了首屈一指的粮食作物。麦子在中国的种植丰富了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对于土地的开发利用和人口的增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麦子作为一种外来或是后来的主食作物，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中国原有土生土长的作物；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地改变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麦子在改变中国人食物结构的同时，也在接受中国人对麦子的改变以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如冬小麦取代春小麦，粒食改面食等。结果是中国人虽然接受了麦子，但没有选择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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