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鸡可能有南北两个或多个起源中心。一是由云南省西南部和怒江一带的滇南原鸡（Gallus spadiceus），以及在广西和海南岛的海南原鸡（Gallus jaboullei 西方称之为北部湾鸡），先在南方经过驯化，以后再向北方传播。云南省西双版纳等地的“茶花野鸡”，并视为中国鸡种的祖先。另有研究表明，在距今8000至75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华民族的祖先东夷人最先把原鸡驯化成家鸡。处在古代东夷人辛勤开发与经营地域内的磁山、北辛和裴李岗（现今的河北武安、河南新郑县和山东滕县）被称为“鸡源”。南北古代家鸡相汇融合，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而形成现今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家鸡地方品种。
    中国最初驯养的鸡种，并非完全只是为了食其肉和蛋，玩赏更是养鸡的目的之一。鸡在古代的另一用途是司晨。《尚书·牧誓》说：“古人有言曰：牝鸡司晨。”《牧誓》是周武王伐纣而战于牧野的檄文，当时既说“古人有言”，必然在更早的古代已饲养了司晨报时的鸡，不过在这里只是另有所指，即如果由母鸡来司晨，那就成了反常的现象。鸡在古时还是一种珍贵的祭品，《周礼·春官》有“鸡人”一职：“掌共（供）鸡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賜；凡国之大宾客，会同军旅丧纪，亦如之；凡国事为期，则告以时。”晋代《荆楚岁时计》注董勋《问礼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鸡被列为年岁之首，鸡为六畜之第一位，鸡还是十二生肖之一，地支的第十位，是凤凰的化身。可见鸡在人们心目中所处的位置是何等重要。
    鸡的饲养在古代已相当普遍，如老子《道德经》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这种情况不仅指的春秋时代，所谓邻国也可指原始氏族社会的部落组织和以后的村落。就以春秋时代来说，《孟子·尽心上》说：“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再以江南的吴越为例，《越绝书》卷二指出：“娄门外鸡坡墟，故吴王所蓄鸡，使李保养之，去县二十里。”又说：“鸡山，豕山者，勾践以畜鸡豕，将伐吴，以食死士也。鸡山在锡山南，去县五十里。”以上二说虽是汉代人的追述，但亦可证实，仅在今苏州及无锡之间一些小山区，早已有过大规模的养鸡场，迄今在苏州仍有此古迹。在汉初，《西京杂记》说：“高帝既作新丰，(按：刘邦为其父造的城邑)，……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可见城市里有如近世也在饲养禽畜。渤海太守鼓励农民生产，要求每家养两只母猪，五只母鸡（见《前汉书·龚遂传》）。由此不难看出，2000多年前在北方养鸡供肉用和产蛋用已相当普遍。刘向《列仙传》还记载一位著名养鸡家的典型事例：“祝鸡翁，居尸乡北山，养鸡百余年，鸡千余，皆有名字，暮栖树上，昼放之，呼即别种而至，卖鸡及子得千万钱。”这一史例，亦见于《河南府志》，都表明祝鸡翁祖孙几代在经营养鸡业，也可证明两干多年前已采行大群养鸡产蛋的办法。关于祝鸡翁尚有其他零碎的传说，似乎他是古代养鸡最成功的一人。刘向把祝鸡翁和古代一些医学家等当作仙人，这不能说是迷信的虚构，应视为汉朝盛世对他们的崇敬。
    中国南北各地都适于养鸡。《周礼·夏官·职方氏》提到：扬州（东南方）和荆州（正南方）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在北方以豫州（中原地区）、青州（淮北至鲁西）、兖州（山东省大部分）等地宜于养鸡。汉代扬雄《方言》把在当时南北各地鸡的不同称呼举出，亦可见其分布之广。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说：“鸡种甚多，五方所产，大小形色往往亦异。”并列举各处鸡种：“辽阳一种食鸡，一种角鸡，味俱肥美，大胜诸鸡。……蜀中一种鹁鸡，楚中一种伧鸡，并高三四尺；江南一种矮鸡，脚才二寸许也。”辽阳鸡似乎与近世关东的大骨鸡很有关系，在明代以前已有之；不能认为大骨鸡只是近代关内或山东省移民带去的鸡种，因自辽金以来在那里早已有了这个鸡种。江南矮鸡（bantam 班塔姆鸡）是一个特异鸡种类型，西方殖民者最初只知见于爪哇及马来亚一带。日本尚保存这一观赏用品种，本世纪初并向欧美介绍。达尔文把它当作是日本的原产，其实却是由古代中国传人日本的。矮鸡亦产于北方，北京油鸡就属于这一类型。西北亦有优良鸡种，如杨岫《豳风广义》卷三指出：“我秦中一种边鸡，一名斗鸡，脚高而大，重有十余斤者，不把屋，不暴园，生卵甚稀，欲供饘者多养之；又有一种柴鸡，形小而身轻，重一、二斤，能飞，善暴园，生卵甚多，欲生卵者多养之。”由此可见，仅在陕西省境，清朝初期已有肉用和卵用两个类型的鸡种。
    所谓鶤（kūn）表示一种大型而善斗的鸡种，历史上以山东出产的为最有名。根据《尔雅》所称的“鸡大者蜀”，“鸡三尺曰鶤”，晋·郭璞注：“阳沟巨鶤，古之良鸡。”这里所指的蜀并不是四川，而是春秋时代在今山东省境内的蜀（见《左传》成公二年）。《庄子·庚桑楚》说：“越鸡不能伏鹄卵，鲁鸡固能矣。”亦可说明当时的鲁鸡体格大于越鸡，这种鲁鸡不是别的，而是古代以斗鸡出名的一个鸡种。上述李时珍所说的“蜀中一种鶤鸡”，可能把春秋鲁国的蜀误解了，但不能就此说四川不出产鶤鸡，因在四川大足县石刻群中，就有妇女养斗鸡的石刻。在日本的鸡种中，迄今尚称大型的斗鸡为鶤鸡，而且得到保存，被指定为天然纪念物的鸡种之一。
    长鸣鸡是中国古代很受珍视的一个品种，主要出产于南方，《舆地志》指出：“移凤县（今越南清化市北）有鸡，雄鸡鸣且清，如吹角，每潮至则鸣，故呼为潮鸡。”《西京杂记》卷四说，汉“成帝时，交趾（今越南北方），越隽（今四川西部）献长鸣鸡。伺晨鸡即下漏验之，晷刻无差。长鸣鸡则一食顷不绝，长距善斗。”《齐民要术》引汉《广志》道：“鸡有胡髯，五指，金餃，反翅之种，大者蜀，小者荆，白鸡金骰者鸣长，倍于常鸡。”又引《异物志》道：“九真（今越南清化市）长鸣鸡，鸣最长，声最好，鸣未必在曙时，潮水夜至，因之并鸣，或名曰伺潮鸡。”此外，如宋代范大成《桂海虞衡志》说：“长鸣鸡高大过常鸡，鸣声甚长，终日啼号不绝，生邕州（今南宁市）溪峒中。”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则说：“长鸣鸡自南诏诸蛮来，一鸡值银一两，形矮而大，羽毛甚泽，音声圆长，一鸣半刻。”并指出：“两广有潮鸡潮至则啼，身小足矮。”由此可见，到南宋尚有这样的鸡。如此，长鸣鸡好像不是一个品种，而且不限于南方才有，在中原地区也曾有出产。《旧汉仪》就提到“汝南出长鸣鸡。”日本自唐朝输入长鸣鸡，到近世由养鸡专家育成3个观赏用的日本品种，也被指定为天然纪念物受到保护，其中如“东天红”种，经试验测定，每啼一声长达15至20秒，约5倍长于普通鸡的啼声。
    乌骨鸡从来就是中医所珍贵的品种，唐代的杜甫养过不少乌骨鸡来治他的老年风湿病，有诗可证：“愈风传乌鸡，秋卵方漫吃；自春生成者，随母向百翮。”又宋《太平御览》引述夏侯弘在江陵用“白乌骨鸡治心腹病。”《马可波罗行纪》154章载：在福州所见，当地母鸡无羽而有毛，与猫皮同，鸡色黑，并引前人（翰朵里克）言：“此神鸡在中国各处几尽有之，其名曰絲毛鸡。”《本草纲目》提到反毛乌骨鸡：“有白毛乌骨者，黑毛乌骨者，斑毛乌骨者，但观舌黑者，则骨肉俱乌，入药更良。”《便民图纂》卷十二说：“用白毛乌骨鸡，重二斤许，作乌鸡煎丸。”清初李元《蠕范》卷七列举若干特殊的鸡种，例如：“反毛鸡，翻翮鸡也，松子鸡也，羽反向前；曰乌骨鸡，色黄白不一，骨皮俱乌；凡舌黑者，骨必乌。”亦即乌骨鸡原来已有不同的类型。
    近世常说反毛乌骨鸡或乌骨鸡以江西泰和县生产者最驰名。这可能始传于《本草纲目》的泰和老鸡。但李时珍只是说“江西泰和吉安诸县，俗传老鸡能发痘疮，家家畜之”，并未指明是乌骨鸡，而且指明不限于泰和一地才有出产。后世因此附会，而且还认为泰和乌骨鸡产于武山脚下一农户，山麓下有蓄潭池，此鸡日饮池水为生，相传古时官吏进京常以携带泰和鸡进贡为荣云。这一传说可能以《泰和县志》的记载为依据，该志说：有武山鸡一种，“以乌骨、绿耳、红冠、五爪、单毛白色者为佳。”根据文献记载，日本早在江户时代已由中国传入乌骨鸡，后又由日本介绍到欧美，从而得名，以致早年的美国养禽权威学者赖特说，乌骨鸡和丝毛鸡来源于日本。
    古代的朝鲜半岛北部曾以产鸡著称，故古时这地区有“鸡林”之名，长尾鸡即原产于此。在2000年前曾以贡品首次传入中国，如《后汉书·东夷传》道：“马韩有长尾鸡，尾长五尺。”但《魏志》说它是细尾鸡，其尾长5尺余。这一品种在我国至多只是皇室的珍异禽类，最后归于消灭。在成都地区东汉墓中曾发掘出长尾鸡的石像和形如斗鸡的公鸡陶俑。就时代而论，当时的长尾鸡显然在东汉已当作一种珍贵的鸡种。它虽是一种观赏动物，但由朝鲜传入日本，特别受到重视，经过长期的选育，也成了日本固有的名种，而且被誉为该国鸡种的代表，长尾有达8米以上，曾参加国际展览会，多次荣获奖杯。高知县南国市的公鸡尾长已打破12米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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